美国不种植鸦片、大麻、古柯之类麻醉品原料，却是世界上麻醉品消耗量最多的国家，也是麻醉品犯罪最严重的国家。
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资深教授戴维·马斯托的《美国禁毒史》一书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），向人们讲述一百多年来美国广泛使用麻醉品的原因、时期、人群以及法律控制等问题。作者于1968年开始研究这一问题，1973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一版，1987年出第二版，1999年出第三版。中译本是据作者提供的第三版付印稿副本翻译的。该书英文原名为THE AMERICAN DISEACE：Origins of Narcotic Control，即（美国的痼疾：麻醉品控制的由来）。书中不仅多处征引了书、报、刊物，而且大量引用了有关部门的档案及专家调查资料，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与联邦机构观点对立的资料。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理解其内容，征得作者同意，改用今名。译者周云女士在前言中指出，“成瘾性麻醉品”比“毒品”更为准确，不带任何色彩，便于人们从容地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问题。
19世纪晚期，麻醉品在美国被当作理想的补品而受到欢迎。不久，人们怀疑它的作用。到1900年，被列为最危险的东西。1914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了严格管制麻醉品的《哈里森反麻醉品法》，规定买卖麻醉品都要登记，从服用者、医生、税收部门三方面加以限制。但是，医生，尤其是私人开业并且兼经营药品者，力求从中牟利；药业部门要增加盈利；税务部门要增加税收；麻醉品服用者能否克服毒瘾，除了自身是否具备信念和决心，更多受制于外界因素，其中医生的影响很大。就这样，在美国开始了对麻醉品的控制与反控制的长期斗争。
国内税务局要求修改哈里森法，以扩大定罪及罚款范围，从而使人们认为，反麻醉品法是一部税收法，形形色色的服用者反对，医生、药剂师反对，结果是哈里森法得不到贯彻。该法规定，没有登记的人得到或者拥有麻醉品为违法，除非是从医生那里得到，而且医生是诚实地开处方。医生便采用治愈之前无限制的“维持成瘾”的办法对付，医生和药剂师可以长期获利，却很少有“维持成瘾”诊所治愈的病例，于是，最高法院将“维持成瘾”定为非法。靠特权和政治背景建立起来的、获利很大的麻醉品成瘾治愈诊所一个个被取消。
单就反麻醉品法讲，在美国，有联邦法，有州法。各州州法有宽有严，与联邦法并不一致。所以，全国的控制麻醉品的状况很不平衡。相邻的州之间经常发生互钻法律空子的事。纽约州就批评新泽西州对麻醉品管制宽松，致使纽约州难以执行精心制订的法律。
即使是联邦法，或是法律本身，或是执行中的解释，也是时宽时严。有相当一个时期，把酒类也列入控制的麻醉品之列，控制效果自然不会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国对麻醉品曾经有过处罚很严厉的法律，六七十年代，限制大加放宽，比如认为吸毒成瘾是疾病，而不是罪犯。贩毒者才是罪犯，美国历届总统对控制麻醉品的态度也不同。布什时期是相当严厉的。而现任总统克林顿1993年上任后，把国家控制麻醉品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下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三，原因是专家认为国家应当在麻醉品问题上采取“宽容的态度”，以减少公众对麻醉品流行的注意力。
政出多门，恐怕是美国治疗麻醉品成瘾这一社会“痼疾”中的机能痼疾。比如联邦麻醉品控制局，先设在财政部（难怪反麻醉品法被目为税收法），后来调整到司法部，而卫生部又有管制麻醉品滥用局，此外又有跨部的麻醉品和危险品局，如此等等。
一些美国人把麻醉品泛滥归因于外国，如土耳其和邻近的墨西哥等国用各种方式输入麻醉品，美国却对控制进口缺少有力的措施。
美国的国际麻醉品教育协会、世界防御麻醉品协会等非政府组织，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等舆论以及“家长运动”等，都对反麻醉品起过重要作用。
作者始终认为，美国注重麻醉品，不只因为它是医学或法律问题，而且也是政治问题，“在建立国家的麻醉品政策时，政治性判断的价值，一直具有重要意义。”最好是传播科学和历史知识，根据更为理性的知识去影响社会。
中国与美国情况很不相同。中国对于禁毒，在政治上高度重视，有统一的方针政策，统一的部署，不足的是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普遍的科学道德教育。以美国为鉴，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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